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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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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伯林之八:《扭曲的人性之材》  

2009-04-29 15:51: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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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伯林之八:《扭曲的人性之材》
  《理想的追求》
  在我看来,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丰功伟业,各方面已经给予它非常多的关注。另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改变了全人类生活的意识形态大潮——俄国革命及其后果,其中包括了极左与极右的极权主义专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在某些地方的)宗教偏执狂的爆发。
  
  他们来自何方,如何来到这儿,又将去向何方,以及他们是否愿意这样走下去,如果愿意的话,原因何在,如果不愿意,又是何种理由。
  
  马基雅维利传达了两种彼此矛盾的看法:有这样一些社会,其文化之塑造成型,依赖于某些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以自身为目的,而且是最终的目的;这些社会互不相同,但并非在一切方面都不同(因为他们都是人),只是在某些关键的、不可调和的方面存在差异,从而无法最终融为一体。
  
  最后解决的设想,不仅仅是不可实践的,而且,如果我说得对,其中所包含的不同价值,还会彼此冲突,不够圆融。最后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掉了在希特勒的时代这个词组的可怕含义——将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觉,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幻觉。假如真的有人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实现的,那么他们就会以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为过:让人类从此获得永远的公平、快乐、创造力、和谐美满,还有什么样的代价可以说太高呢?为了制造这样一个煎蛋,肯定是打破多少鸡蛋都无所谓了——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等的信念,我所知道的波尔布特更是如此。
  
  有些武装起来的先知谋求解放全人类,有些只是解放他们自己的种族,因为他们有更高贵的品质,不过无论哪一种情况,无数人在战争和革命中遭到屠杀都是人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付出的代价;汽油弹、古拉格、种族灭绝,这些穷凶极恶的东西,让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被牢记。如果你解放全人类的愿望是真诚的话,你必须要硬起心肠,不要计算付出的代价。
  
  在他的《彼岸书》——它实际上是1848年革命的讣闻——中,赫尔琴说,在他的时代,一种新的人类献祭的形式已经出现了,活生生的人被摆上了抽象物(比如国家、教会、政党、阶级、进步、历史的力量)的祭坛。
  
  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确认,就是牺牲的事实,有些人濒临死亡,有些人已经死了。然而,他们为之而献身的理想,却仍未实现。鸡蛋已经打破了,打破鸡蛋的习惯也养成了,但是那煎蛋还没有见到呢。如果人民的处境过于凄惨,为了实现短期的目标,而牺牲人和进行高压,也许这样的措施并不为过。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为了遥远目标而制造大屠杀,却只是一个让人付出沉重代价的、残酷的玩笑。
  
  最起码的公共义务,就是要避免极端的痛苦。革命、战争、暗杀,这些极端的手段在人绝望的境地之下,也许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产生的后果从来都是难以预料的;这种行动能否带来改进,是无法保证的,甚至有时连一点的把握都没有。在个人生活中或者制定公共政策时,我们的极端行动可能会冒风险,但是我们始终应该意识到——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也许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且,这种手段的后果必然总是让无辜的人遭受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因此,我们不得不参与所谓的公平交易规则;在具体情况下种种规则、价值和原则,彼此之间都不得不做各种程度的相互让步。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法有时候是错误的,不过,我猜想,多数情况下还是有用的。最值得采纳的办法,可以视为一条基本原则的,就是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以此来防止陷入绝境,或者是做出褊狭的选择——这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领域之内,依据我们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不够完整的理解,这个基本要求值得我们始终努力。此时保持一点谦卑,是很有必要的。
  
  普遍的价值即便不多,最低限度总是有的,没有它,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今天,很少会有人为了追求快乐、利益,甚至是政治的优良,去为奴隶制、杀人祭神、纳粹的燃烧弹或者肉体的刑讯辩护;不会再像法国和俄国革命时所主张的那样,赞同子女有公开抨击其父母的责任;更不会认可冷酷无情的杀戮。在这一问题上妥协,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
  大致说来,西方世界的乌托邦都包含一些同样的因素:一个处于纯粹和谐状态的社会,那里所有的成员都和平相处,彼此互爱,免于皮肉之苦,远离任何欲望,也不用担惊受怕,没有低贱的劳作,没有妒忌和失落,不会受到不公正的或者暴力的对待,生活永恒不变,阳光普照,气候温和,人们生活在无限丰饶的大自然之中。大多数乌托邦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都是静止不变的。什么都不会变动,因为它们已臻至完美之境——不需要创新或者改变;人们的一切自然需要都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没有人会想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
  这种想法基于一种假设,亦即人都有固定不变的特性,都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目标。一旦达到了这些目标,人性也就彻底实现了。正是这种普遍实现的观念,预先假定了人类要寻求共同的终极目标,无论何时何地,都别无二致。如若不然,乌托邦不能成其为乌托邦,那么,完美社会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了。
  多数乌托邦都会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黄金时代。~~此后接下来的时代越来越糟糕,延续到他所生活的时期,就糟糕透顶了。~~这是一个持久不断的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荷马时代的梦想——和煦的阳光永远普照着一个平静无风的世界。
  
  【马基雅维利】他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怀疑:是否有可能,哪怕只是在原则上,将一种基督徒的生活观(其中包含了自我牺牲和谦恭)和建立并且维持一个强有力的、辉煌的共和国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呢?对于共和国的统治者和公民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谦恭或自我牺牲,而是勇敢、活力和自信等等这些世俗的美德;就统治者而言,他需要有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的品质,能够以所谓的“为了国家需要”的名义,采取残酷的行动。
  
  马基雅维利最扰人不安的一条假设,大部分人却平静地忽略了,亦即某些美德与另外一些理念是不能相容的。~~似乎没有人紧抓住这一问题不放:对于那些道德或者政治问题来说,根据其出发的前提条件,基督徒的答案和世俗的答案有无可能是同样有效的?而且,这些不同的前提也不能被证明有错误,而仅仅是互不相容的:并没有什么唯一的超越一切的标准或规范,可以让人在这些完全独立的道德之间作出取舍,或者是调和彼此。这就是让那些相信自己应该做一个基督徒而希望把属于凯撒的归凯撒的人感到有些不安了。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或者在政治和道德之间,从来不曾严格地划界。
  
  人有一种本性,是可以检查的,就像其他生命的组织和形式一样,能够被观察、分析和检查——这种假设的确合情合理。那么,步骤似乎就很清楚了:首先是用科学的手段去找出人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他的成长需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感到满足。发现人是什么以及人需要什么之后,接下来就该问,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些东西;然后,运用一些适当的发明和发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借此就可以获得至少是获得比目前所取得的更加幸福和更加理性的状态。为何以前没有这种认识呢?原因在于,愚蠢、偏见、迷信、无知、遮蔽理性的狂热、对于统治权力的贪婪、恐惧、欲望、野蛮、残忍、褊狭,还有与之相伴的迷狂,共同导致了人们长期被迫面对的可叹的生活处境。他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剥夺了他们改善生活所必需的知识,这是不可避免的或刻意的。唯有科学的知识才能拯救我们。这就是法国启蒙运动这一伟大的解放运动的根本的信条。
  
  康德,这个与非理性主义相去甚远的人,曾经这么说过:“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因而,由此看来,在人类事务中是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的,不仅在实践中如此,原则上也不可能;任何人决意去谋取解决的话,只可能招致苦难、幻灭和失败。
  《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
  往好里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贵族形象,公然蔑视而且谴责这个他本不该降生的、多变的、粗俗的世界;说难听点,他是一个冷漠、狂热的顽固分子,散布谰言,诅咒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这个非凡的新时代。
  《欧洲的统一及其变迁》
  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它相信某一国家负有独特的使命,本质上高于任何外在的目标或属性。
  
  首先,价值的制造者是人本身,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高,因此不能以高于人本身的某种事物的名义来屠戮人;当康德说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时候,这也就是他心中所指。其次,制度不仅是由人来制造,也是为了人而制定的,而且,到它们不再为人服务的时候,它们还将会继续存在下去。第三,人之被屠杀,或许是以尽管很崇高,但其实很抽象的理念,诸如进步、自由、仁爱的名义,或者是以体制的名义进行的,而它们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它们所能拥有的东西都是人们赋予的,唯有人才能让某种事物获得价值、拥有神性;因此,企图抵抗或是改变它们,绝非什么违抗神意、会有灭顶之灾的叛逆举动。第四,一切罪恶之首,莫过于对于人类的贬损和侮辱,亦即强迫人们削足适履,纳入某种强求一致的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即便有某些客观的权威,也不合乎人们的愿望。
  这样一种有关人的概念,从启蒙运动继承下来,时至今日,仍然为我们所奉持——我们欧洲人历尽劫波而始终未曾放弃的,正是这一概念。
  
  假如,我们跟某人相遇,只不过在生活的目的上,他跟我们的意见不同,幸福和自我牺牲,他更喜欢幸福,或者说知识和友谊,他更喜欢知识,我们可以接受他们是同类的人类,因为,他们对于什么是生活目的的想法,用以捍卫其目的的论证方式,还有他们一般性的行为举止,都在我们认为是人之为人的范围之内。不过,假如我们遇到另外一些人,他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不应该破坏这个世界,以免伤及自身,或者是某些人,他们诚心诚意地相信,给无辜者判刑、背叛朋友、折磨儿童这些行为都不会造成什么伤害,那么,我们会发现,跟这些人我们是无法与之辩论的,不仅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到恐惧,而且更因为他们让我们想到有点儿没有人性 ——我们将其称之为精神上的白痴。有时候我们要把这样的人关到疯人院里去。他们像那些连最少的人类特征都没有的生物一样,跟人性离得很远,连边儿都不沾。我们相信如下的事实:当我们做出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的判断时所诉诸的那些法则和原理,至少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而法律规条则并非如此;那些法则和原理,在我们看来,是不能被废除的;我们深知,没有什么法庭,或是什么权威,可以利用某种公认的手段,允许人们伪造证据,随意拷打,甚或屠戮自己的同类,以此为乐;我们无法设想,这样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法则是否会被否定或者改变;换句话说,对待它们,我们不是当作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祖先随意选择的东西,而是在根本上视为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是与他人共存于一个共同的世界的前提,是识别同类、同时也是识别自身的前提。
  
  成稿于0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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